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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发明”的提法源自何处?30项中国原创性重大发明以何标准筛选出来?梳理中国人重大发明的意义何在?在中国人发明创造成果并不均衡的历史长河中,又能体现出创造力的什么样的问题?技术史专家、今年已81岁高龄的华觉明日前接受北京晨报记者专访,对此一一道来。他同时希望这一话题能引起社会各界的讨论。
对于发明与创新精神,华觉明对此有如下表述: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教育健全、科学昌明、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创新得到鼓励,创新者的权益得到保障,发明创造方能生生不息地源源涌现。由于创新,改进了技术,科学发达了,社会的面貌、人的思想也会跟着改变。创新不仅是发明某种东西,而是人类文明发展内在的、原生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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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觉明:现在正在筹备,大概有30篇文章,初步梳理,认为中国从古到今有30项重大发明,每一种写一篇文章,大概5000字至8000字,这本书定位是高级科普。
华觉明:对什么是发明要有一个科学的界定,这种只能是定性,不可能定量,因此要凭个人的理解。发明是原创的、具有认知、适应和改变自然界、社会和人类自身功能的技术性手段与方法。可稍作解说:所有发明都是原创的,不具原创性的不得称作发明。发明或出自偶然,于无意中得之,或是有目的、有预案的,它们的共性是都具有认知、适应和改变自然界、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功能。发明属于手段和方法的范畴。发明可以物化形态呈现,如望远镜,也可以非物化形态呈现,如文字。
根据发明对自然界、社会和人类自身所产生的影响,可将其分作四个级别:重大发明、重要发明、发明和小发明。以汽车为例,它无疑是属于重大发明,气囊用以保护乘车人的安全,可视之为重要发明,雨刷为一般性发明,车窗的电动升降则是一种小发明。又如造纸术,无疑是重大发明,加工纸和笺纸属于重要发明,纸帘的改进是一般性发明,由火墙烘纸改为机械化烘纸属于小发明。
华觉明: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之所以被认作是中国古代的重大发明,原因之一是它们对推进近代文明所起的国际性影响。那么,在此之前的上古、中古时代的发明如未能产生这样的影响,又该怎么样来评定其级别呢?此事须从实际出发。人类社会从早期相对离散、构成若干文明中心,到逐渐增加接触、交往和交流,发展到当代形成全球化的潮流,这样的一个过程还远没有完结。据此,评定上古、中古时期发明的等级,可以其重要性和对本国及周边地区所产生的影响来衡量。
例如中国古代以生铁为本的钢铁技术和欧洲古代以块炼铁为本的钢铁技术是两种不同的技术体系。在技术理念上,前者比后者更为先进,现代钢铁技术从工艺路线来看,是和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相一致的。中国早在西周晚期就能冶炼生铁,在此基础上早于欧洲1500年到1800年就发明了铸铁柔化术、铁范铸造和炒铁技术,从而缔造了长期位于世界前列的辉煌的钢铁文明,并对日本、朝鲜、越南以至中亚地区的四周的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将以生铁为本的钢铁技术列为重大发明是合理和有充分根据的,粟作、稻作和木结构营造技艺等发明也属于此类。
华觉明:李约瑟(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曾经从A到Z列举了中国的26项发明,这带着英国人的幽默。他的意思是中国人的发明很多,这个是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来的。后来有一个美国人坦普尔,他根据李约瑟的工作提炼,认为中国古代有一百项科技成就。他讲的比较杂,不仅是发明,很多是科学的成果和工程。1980年代我们研究所的金秋鹏写了《一百项中华发明》一书。不过,他们都没有为这些发明分级和排序,有的还误把科学发现和工程创造归入发明之列。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已有近百年历史、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已有相当深度,并拥有一批具权威性的学者。不过历来中国的科技史界没系统讨论过中国从古到今究竟有哪几项大发明。其实所谓任何一个人都知道的“四大发明”,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排序也最靠前的发明,那是未必妥当的。
华觉明:这个提法来源于西方,它们主要是讲这四大发明对近代文明特别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于1550年最早提出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国的三大发明。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我们该注意各种发明的威力、效能和后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发明曾改变了全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中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级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说来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纸是印刷的载体,两者的关系极为密切。据此,把“三大发明”扩称为“四大发明”乃是顺理成章之事。我国至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即有“中国四大发明”的提法,至四、五十年代,这一提法已被广为认可。李约瑟在1946年10月于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人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无疑是造纸及印刷术、磁罗盘和黑火药。”李氏在这里虽沿用了前人三大发明之说,但加上了造纸术,实际上说的是四大发明。他也认为:“假如没有火药、纸、印刷术和磁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很难来想象的事。”
不过,他们从来就没说这四大发明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发明。就是到了19世纪,西方对中国科技史还没有系统研究,线年代左右开始的。并且,最重要的发明不能只从西方角度去看,这些发明在中国本土发生,对中华文明起的作用首先要考虑。在培根、马克思的时代,那种梳理中国发明的基本工作并没有做。
江苏无锡人,技术史专家,1933年4月12日生。1958年清华大学机械系毕业。1967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矿冶史研究生结业,导师王振铎先生。1978年起,历任该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所长,1993年离休。离休后又被聘任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所长,直至2003年。1956年起从事技术史研究,主要领域为商周青铜冶铸术、古代钢铁冶炼加工技术、机械史和技术哲学,近年复致力于传统工艺研究和保护。撰有专著11种、论文120余篇。
华觉明:在梳理中,我想不仅应该有古代的,也应该有当代的。我觉得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从哪一项来说都可以称为重大发明。我后来加上了杂交水稻,心里很高兴,这样把古今打通了。杂交水稻不错,但对不起,只有一项。
华觉明:中国人的创造力在不同历史时期是有明显起伏的。大体来说,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平均一千年有一次重大发明,夏商周三代约五百年有一项大发明,两汉为巅峰期,表格内是纵向的比较。若从横向比较,自1609年(明万历三十七年)伽利略发明20倍望远镜起算,500年间重大发明数以百计,中国只有区区一项。这是我们一定要正视的历史事实,也是对全体中国人的鞭策。
华觉明:创新源自民智的开发、心灵的解放、志趣的追求及相关的激励。所有这一切,都须以一定社会条件为前提。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教育健全、科学昌明、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创新得到鼓励,创新者的权益得到保障,发明创造方能生生不息地源源涌现。
华觉明:有呼唤创造力的意思,创新引领文明,有内在的含义。过去有学者讲过,人与人的关系受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人能够用火、搞水利工程、发明机械,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受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早期人只能是农业社会,只能产生当时的社会制度,到了工业革命之后,就有那时的社会制度,到了现在,是网络社会了。所以,创新总是跑在前边,由于创新,改进了技术,科学发达了,社会的面貌、人的思想也会跟着改变,至少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原因。创新不仅是发明某种东西,而是人类文明发展内在的、原生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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