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国式现代化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的使命任务。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基于中国国情、中国现实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对世界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近代以来“现代化=西方化”的历史迷思,打破了世界强国“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打破了长期以来“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新格局。
习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趋势,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坚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信念,既要从中国的视角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基于中国国情、中国现实的重大理论创新,也要从世界的视角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
在人类发展史上,现代化起源于西方,至今已经过三次大的浪潮。第一次现代化浪潮是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随着纺织机、蒸汽机的发明,英国率先爆发了工业革命,实现了从工场手工业生产到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历史性转变。在英国带动下,现代化浪潮从英国向西欧地区逐步扩散。
第二次现代化浪潮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工业化和现代化在西欧地区取得巨大成就,并逐渐超出西欧地区走向北欧、北美以及大洋洲等地区。
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是从20世纪中叶到现在。这一时期,现代化进一步拓展到了全世界,其中以东亚的进展最快。回顾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不难发现,现代化起源于西方,取得成功的主要是西方国家。现代化在西方的成功,使得一些人在什么是现代化、怎么来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逐渐形成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定式。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先后在英美两国上台执政。为了扭转国内活力不强、效率低下的经济情况,他们举起新自由主义大旗,推动了西方经济的迅速增加。在美西方国家的推动下,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风靡一时。拉丁美洲、东南亚、中东欧的一些国家视“华盛顿共识”为推动自身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纷纷按“方”抓药,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但事与愿违。新自由主义倾向的改革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预想的繁荣,反而引发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停滞。
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世界开始注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思考背后的原因。2004年5月,时任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的乔舒亚·库珀·雷默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识”概念,并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作了全面分析,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集聚能力;创新和实验是灵魂;既务实,又有理想,处理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注重社会变化,并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制度改善社会民生。他认为,“北京共识”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其核心价值(创新、持续性和平等性的发展)正在全世界产生涟漪效应,并将给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
如果说“北京共识”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世界对中国现代化成功实践的关注,那么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正式提出,则说明我们党对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理论总结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升华。无论是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上,还是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上,这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习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基于中国国情、中国现实的重大理论创新,体现了我们国家现代化发展趋势,是对全球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个宏伟蓝图,也是一条发展道路,还是一种现代化理论。概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既充足表现了中国对自身发展道路的坚定自信、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自身经验的愿望,也以自身的理论创新丰富了世界现代化理论、以自身的实践创造丰富了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蒙亚埃就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人类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项创举,“从共享发展机遇到分享发展经验,中国式现代化探寻出一条更加公平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世界特别是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持续产生深远影响”。
习指出:“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
“国强必霸”作为一种不适应时代潮流的陈旧逻辑,是与西方大国所走过的历史道路相联系的。自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世界体系中的大国虽几经更替,但始终没有办法走出“国强必霸”窠臼。这些国家或通过殖民掠夺积累原始资本,或通过战争角逐世界霸权,或通过霸权维护自身特权。
比如,有的为维护自身特权,大搞“例外”“优先”,动辄对其他几个国家进行遏制打压制裁,不仅损害了相关国家的利益,也破坏了世界和平与发展。能够准确的看出,西方现代化固然离不开其内部释放的发展动能,但更离不开疯狂的对外侵略、扩张和霸凌霸道霸权行径。
西方“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既来源于西方国家对自身发展历史的经验总结,也来源于西方推崇利益、权力、战争等固有的文化基因。比如,西方的文明是商业文明,对利益有着天生的好感。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更是将对利益的追求融入到内政外交的每个方面。对此,马克思曾评价道:“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被归结为商业关系,或者换句话说,财产、物成了世界的统治者。”再如,虽然西方文化也曾经出现过理想主义的光芒,但总体而言,“权力优先于正义”一直是西方处理不同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被人称为现实主义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提出:“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接受的一切。”
同重利轻义、重器轻道的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是一种重义轻利、以和为贵的内敛型文化。在一些西方人眼里,战争是正义的边界、谋取利益的手段;而在中国人眼里,战争则是凶器,不到生死存亡之际,一般不动用战争手段。因此,对于西方不断捏造的“”“中国霸权论”,习充满文化自信地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一方面,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是一代代中国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党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有限的外援,我们不仅解决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资金,还通过不懈努力建立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正因如此,在面对当前美西方制造的贸易摩擦、科技封锁时,我们才可以游刃有余、坦然面对。
另一方面,依靠自身力量发展起来的中国更是始终高举和平发展的大旗,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新时代以来,我国在经济总量不断迈上新台阶的同时,对世界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率长期居于首位。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表明,2013—2021年,我国对世界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是推动世界经济稳步的增长的第一动力。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然而,1840年战争以后,中国慢慢的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而依托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化先发优势,西方文明不仅实现了自身发展的飞跃,更是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并实现了对世界的主导。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随着“东方从属于西方”文明格局的形成,西方的发展模式也具有了普遍性意义,西方的语言也具有了世界语言的功能,甚至西方生活方式、饮食上的习惯都成为模仿的对象。
进入20世纪后半期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世界在多极化发展轨道上快速前进,国际力量对比在均衡化的方向上持续不断的发展。伴随着西方国家整体实力的相对下降,西方价值理念、西方发展模式的影响力感召力吸引力也呈现下降的态势。
一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退潮。二是一些西方国家策动“”和“民主人权输出”的战略,导致亚非一些国家和地区乱局和危机的持续。三是2017年以来西方政治大选中频频出现的“黑天鹅”事件,意味着西方普通民众对西方政治制度怀疑的加剧。四是西方保守主义、民粹主义的盛行,意味着西方社会内部凝聚力、对外包容性的下降。这些都表明:西方国家所熟知的那个世界正在一步步远去,世界所熟知的西方价值观正在一点点失去光环。
在“东升西降”的文明格局演变过程中,西方自身的衰落是重要原因,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则是另外一个重要条件。世界现代化史表明,大国的崛起不仅意味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更意味着一种新文明形态的形成。
2021年11月11日,习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员会议上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将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并列提出,是从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更深刻的历史意义。
对于一种发展道路来说,其最突出的意义莫过于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其最深刻的意义莫过于对人类文明演进的重大作用。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其成功首先表现在推动中国经济的崛起上,即中国慢慢的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贡献率多年保持在30%以上,更深层次的则是推动中华文明的复兴。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类文明意义在于:从文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推动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复苏。从文明的构成来看,突破了西方现代化“单向度”的局限,展现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协调发展的新境界。从现代化推进方式来看,开辟了“并联式”发展新路径。
正如习所指出的,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们国家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打破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旧文明格局,让“向东看”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有益借鉴。
作者简介:颜旭,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国家发展战略教研室副主任、教授;仝亚雯,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