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抗争运动的女工的权利话语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淡化自己的女性身份，强调自己和男工的平等性。她们自诩“1776年精神的继承者”，把工厂主比作当年意图实施的托利派，觉得自身的罢工与美国革命的性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捍卫自由与独立，反抗奴役。她们以“财富生产者”自居，向所有工人发出呼吁：“男工女工们，你们是否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真正价值和尊严？作为社会中最有用、创造最多财富的人，你们是否获得了应有的社会地位？”她们自称是“劳工改革和人权进步事业中的姐妹”，说自己的伟大目标是“推进所有劳工阶级的共同利益”，呼吁“所有辛勤的劳动者”携起手来，推翻这个“把大多数人贬低为奴隶的社会”，给予所有人平等的权利和真正的自由。另一种权利话语是强调性别差异，声称女性特质让女工需要更加多的保护和照顾。她们极力渲染女工是“可怜的”“温柔的女孩”，是“品行端正的新英格兰自耕农的女儿”，是“共和国下一代公民的母亲”。她们反复强调“女工在社会里还有另外的责任——妻子和母亲”，然而“这些女工们结婚后，非但不会成为丈夫的帮手，反而会成为丈夫的祸根”；她们即便成为母亲，也无法培育出共和国需要的合格公民，美利坚民族的下一代只会堕落为“一个在精神上、生理上都虚弱、病态、愚蠢的种族”。在洛厄尔女工的抗争活动中，这两种权利话语是交织使用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力量，争取舆论支持，女工们经常会在同一场演说或同一篇文章中，不加区分地使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与二十世纪初有较高理论觉悟的妇女改革派不同，此时洛厄尔女工并不在意如何界定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更无意争辩哪一种性别公正的观念，或者社会改革的路线更加有助于争取自身权益。她们是本着实用主义的目的，看重的是权利话语的工具性。从另一方面来看，两种权利话语的交织使用也体现了传统性别观念和新的政治经济学思潮的共同影响。长期以来，美国的传统性别观念认为，由于生理特性的不同，男人更适合从事经济、政治等公共事务，而妇女更适合待在家内，承担养育孩子、料理家务等家庭责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琳达·科尔伯等学者在研究美国革命对妇女的影响时指出，在传统性别观念中做文章，通过强调性别差异来为妇女争取权益的做法早已有之。革命一代的精英们正是借着共和主义意识形态的东风，通过强调“母亲”身份的重要性来推动妇女教育的。从这个方面来说，洛厄尔女工呼吁个人需要更多的保护和照顾，与“共和母亲”的思路有异曲同工之处。十八世纪末以来，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一批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一整套旨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新理论。新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论证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来源，揭示了资本家利润的产生机制，从而让工人对自己的遭遇有了更精细、更深刻的理解，也为他们的抗议提供了一种支撑性的论证。早在1789年，《国富论》就率先在费城再版。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在伦敦出版之后，仅过了两年就在美国再版。进入1820年代以后，这两部名著在美国多次再版，成为了工人证明自身价值的“圣经”。洛厄尔女工是当时美国工人运动的热情参加者，她们能够熟练自如地运用当时深入人心的劳动价值论，来谴责财富和权利的不平等分配。与妇女从事工资劳动、争取自身权益的同时，放眼全国，比较突出的现象还有：妇女组建社团积极参与废奴、禁酒、人道主义等各项社会改革运动；妇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渠道不断拓展；妇女的写作活动越来越活跃；以妇女为主要读者的书籍和杂志慢慢的变多；以及1848年在塞纳卡福尔斯会议上，妇女模仿《独立宣言》的语言来控诉性别之间的不平等，并首次提出选举权的要求。所有这一系列现象都集中发生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对此，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呢？这正是美国早期妇女史研究的核心问题。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早期妇女史研究大体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典型的辉格主义叙事，认为从接受教育，到公共写作，到关注社会改革，再到提出选举权，是一个妇女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从私人领域逐渐走向政治领域的过程。盛行一时的“共和母亲”的研究范式，虽然其研究时段局限于革命时期，但也暗含了一种辉格主义的预言，因为它强调美国革命推动了妇女的政治化进程，为之后妇女争取政治权利打开了可能性。另一种路径是否定一元论，强调妇女活动的差异性、复杂性、断裂性。例如，有学者研究妇女的结社活动，指出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的妇女结社有多种类型和多元传统，不同社团之间并非是一种以争取选举权为方向的进阶式关系，而是有各自不同的目标、方式和定位。有学者对辉格主义叙事提出质疑，认为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并没有延续革命时期的“进步趋势”，在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社会对妇女权利和角色的看法出现了很大的倒退，妇女被要求退出政治领域，重新回归家庭。从洛厄尔女工的情况去看，显然更适合采取后一种研究路径。因为首先，“工人阶级”并不是她们永久的身份。这些新英格兰妇女在纺织厂当工人的时间平均只有4-5年。大部分女工在积攒了一点钱后便离厂返乡，结婚生子，继续做家庭妇女。随着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大量爱尔兰裔移民的涌入，纺织厂雇佣的本地妇女数量慢慢地减少，“洛厄尔女工”不再是一个广受关注和极具争议的社会问题。以洛厄尔市的汉密尔顿纺织厂为例。1836年该厂只有3.7%的工人出生于国外，到1850年这一个数字上升到38.6%，到1860年这一个数字上升为61.8%，其中46.9%为爱尔兰裔移民。因此，对于这一代女工来说，工厂生活只是她们漫长人生中的一小段插曲，不能过分夸大工资劳动对于她们的“解放”意义。

　　再者，这一代洛厄尔女工中的确没多少人后来成长为真正的女权活动家。她们中最负盛名的是露西·拉科姆（Lucy Larcom）。她11岁跟随母亲来到洛厄尔工厂工作，22岁离开工厂，跟随家人前往西部定居，后来成为了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她支持改善工厂条件，支持废奴，支持妇女教育，但自始至终都反对妇女选举权，与后来的女权运动领导人露西·斯通等人不相为谋。洛厄尔女工抗争活动的领袖莎拉·巴格利（Sarah G. Bagley）或许在美国劳工运动中青史留名，但在妇女运动中却难觅踪影。1847年她卸任洛厄尔女工改革协会主席之后，便默默无闻，再也没为女权振臂高呼。哈里特·罗宾逊（Harriet Hanson Robinson）是少有的例外。她孩童时期跟随当宿舍管理员的母亲来到洛厄尔工厂，晚年加入了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还成为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马萨诸塞分会的创始人之一。1898年，几近耄耋之年的罗宾逊回忆起自己11岁时参加的女工，将其与半个多世纪后的妇女选举权斗争联系起来。她深情地写道：“当我回头看到长长的（）队伍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豪，这种自豪之情仅次于马萨诸塞州赋予妇女选举权。”罗宾逊想把洛厄尔工厂塑造为女权运动的摇篮，想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天生的女权主义斗士，然而综合各种历史事实来看，这种被建构起来的个体记忆，其真实性是要打折扣的。因此，把洛厄尔女工放在一种断裂的、多元的历史进程中，重视其内部的差异性、复杂性，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她们的思想观念和行动逻辑，也更有助于我们评价工资劳动对于第一代女工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