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纺织技术十分落后，行业生产远不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国内纺织企业在用设备也大多是由欧美国家制造。穿衣问题是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问题，解决人民穿衣问题，首先的难点就是要解决纺织设备的问题。在中国纺织行业广大科研人员的攻坚克难、潜心研究下，我国自力更生推动纺织技术和设备的革新与变革，解决了人民的穿衣问题。其中，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纺织专家，曾任通用技术中纺院院长的梅自强带领团队成功研制的高产棉梳机发挥了重大作用。

　　自新中国成立起，我国就下大力气推动纺织行业发展，国家纺织工业部工务司组织国内专家和设计人员在充分调研

　　的基础上，结合国外最新发展成果和国内成果革新创造，于1954年完成整套棉纺织设备的设计制造、定型工作，定名为“54型”。这套设备比1951年制造的第一批设备有比较大的进步，接近当时国际上的棉纺织设备水平，但是对于满足6亿人口的穿衣需求还有一定的距离。

　　为了逐步推动纺织科学技术探讨研究工作，1956年3月，纺织部纺织科学研究院（通用技术中纺院前身）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正式成立。建院初期，纺织科学研究院是一个以棉、毛、麻、丝的测试，纺织、针织、印染工艺技术探讨研究为主的综合性研究院，并在上海筹建了分院。几经调整，纺织科学研究院承担棉毛的测试和纺织印染工艺技术、产品和设备的研究，并相应设立了试验室、棉纺织研究室、染化研究室、毛纺织研究室和机电研究室，以及棉纺织、毛纺织和机械加工等三个实验工厂。

　　20世纪50年代末，国际上的棉纺织生产技术及设备的发展又陆续出现了一些新工艺、新技术，正在酝酿生产技术的重大变革。当时，纺织科学研究院的科研工作以对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等棉纺织主要工序的研究为主。国家纺织工业部要求由纺织科学研究院牵头，对“54型”棉纺织成套设备做一次大的改进，并且成立了由纺织科学研究院牵头，青岛纺织机械厂、山东纺织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所、青岛市国棉四厂、青岛市国棉五厂共同组成的高产量梳棉机工作组，组长由刚从莫斯科纺织学院棉纺教研室毕业回国分配到纺织科学研究院工作的梅自强担任。与此同时，在国家纺织工业部的直接领导下，纺织科学研究院大批科研人员到纺织厂去，到生产第一线去，和纺织厂、纺织机械制造厂以及地方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加快了科研工作的进程，缩短了科研成果和推广应用之间的距离。

　　梳棉是纺织工艺流程中纺纱的关键工序，有“纺纱工序的心脏”之说。初到纺织厂的棉花原料，都是棉纤维纠结在一起的纤维团块，只有清除杂质，将纤维束彻底梳理，才能制成均匀的棉条以满足后续纺纱工序要求。用常识来说，梳棉好比梳头，纺纱就像是扎辫子，只有把凌乱的头发梳理整齐，才好扎辫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针布是梳棉工艺中的关键核心部件。当时，我国梳棉机多采用弹性针布实施梳理，速度慢、产量低，成为制约纺织工业技术和工艺发展的瓶颈。梅自强领导的团队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结束我国不能生产金属针布的历史，并使产品接近国际先进水平。

　　梅自强带领的高产梳棉机工作组对金属针布材质及制造技术、提高针布的质量、规范金属针布维护保养方法等技术展开了大量科研攻关，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代金属针布。1958年，装备了我国自主研发金属针布的梳棉机被命名为1181E型，在单机试验基础上，青岛纺机厂设计制造了第一批20台样机，半年多的生产，样机经数十次改进，基本达到设计的基本要求，并于1959年6月在青岛国棉五厂进行了鉴定。1958年秋梅自强团队研制的样机参加了莱比锡国际纺织机械博览会，该样机台时产量达到15千克，是当时国产机型效率的3倍，这台样机立即引起了国际同行重视。1181E型共生产了500多台，分别在山东潍坊、河南华新、浙江萧山三个新建棉纺厂做扩大生产试验。

　　1960年3月，梅自强带领团队来到青岛国棉五厂，对研制的1181E型国产梳棉机进行改进，设计了型号为A185的梳棉机，研制出与其配套的三罗拉剥棉，开创了高产梳棉机采用回转式剥棉的先例，是我国纺织设备的重大创新，后来在国际上被广泛应用。

　　1961年7月，在国家遭遇严重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的背景下，纺织工业部发出《关于纺织系统精减职工计划方案的通知》，在青岛国棉四厂、五厂遣散员工相继停产后，梅自强带着工作组和20台样机移师上海国棉一厂继续生产试验。到1963年11月，20台样机在上海通过了鉴定。A185型鉴定以后投入了批量生产，台时产量达到15公斤。1965年11月，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钱之光听取梳棉机工作组在上海试验情况的汇报， 要求工作组在A185型基础上改进设计，再制造一批新型样机，即A186型。1966年5月21日，台时产量25公斤的A186 型高产梳棉机在青岛国棉五厂通过了纺织工业部的鉴定，达到了当时国际领先水平，并正式投入批量生产。

　　△安陆五七棉纺织厂投产初期，梅自强（右一）与总工程师潘定生（右二）在研究设备安装工作

　　梅自强率领科研团队艰难攻关的时候，正是我国遭遇连续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陷入困境最为严重的三年。在青岛国棉五厂食堂，他们开始还有玉米饼充饥，后来玉米饼变成了地瓜干，再后来连地瓜干都没有了，只好吃一种叫“地瓜面儿”的窝头。梅自强回忆说，那东西不仅难吃，要命的是吃下去后强烈地反胃酸。后来，他们发现吃咸菜可以中和胃酸，遗憾的是当时想找点咸菜吃都很难。那时候研发试验工作非常紧张，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候实在饿得受不了，只好半夜爬起来烧开水喝。梅自强和工作组的一些成员因此患上了胃病，有的人得了胃溃疡，而且几十年都没有治愈。

　　从1961年底到1963年底的两年，是我国国产高产梳棉机在理论和技术上获得突破的关键时期。项目攻坚期，生活上的一件“小事”让梅自强多年来一直念念不忘。工作组在上海进行生产试验时，每顿饭他们都可以分到一小块红烧带鱼，这在当时是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每天加班到半夜时，还可以吃到一碗阳春面。后来他们发现，除了工作组的同志，上海国棉一厂没有人能享受如此待遇，就连上夜班的工人师傅和厂级领导也是以杂粮充饥。经打听才知道，这是纺织工业部领导为了支持国产梳棉机的攻关，特批3000元，让大家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领导的关心爱护极大地激发了工作组同志们的干劲，大家夜以继日地测试数据，分析改进，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最终取得了巨大突破，生产出了台时产量达25公斤的A186型高产梳棉机。

　　从1958年至1966年历时8年，在梅自强的带领下，国产高产梳棉机的研究从小试、中试到大面积生产试验，试验工作从青岛扩展到山东、河南、浙江、上海又回到青岛，3次大幅度修改设计，研制岀3种型号的样机，3次批量制造生产，终于使国产梳棉机的台时产量由5公斤左右提高到25公斤，达到了当时的国际领先水平。在这8年中，梅自强和工作组成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我国高速高产梳棉机的基础。由于高产梳棉机的成功，我国棉纺厂每万锭的梳棉机配台由48-60台减少到16-18台，大幅节省了棉纺工厂建设投资，为解决当时中国人民的穿衣问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A186型高产梳棉机在60年代到90年代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 成为中国纺织工业的主力设备。A186梳棉机的梳理适用性非常广，既能加工棉纤维、棉型化纤, 也可以加工各类中长型化纤，即使到现在，在一些珍稀和娇贵的天然纤维加工领域还在使用，特别在毛纺半精纺行业中得到很大的延伸。

　　梅自强和他领导的团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成功研制了我国第一代金属针布高产梳棉机，实现了我国纺织梳理技术和设备的革命性改变，突破了纺织生产技术的重要瓶颈，是我国纺织工艺技术现代化的关键性事件，也直接确定了梅自强在中国纺织工程学术上的历史地位。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原会长王天凯说：

　　梅自强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研制成功的高产梳棉机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国人民是靠每年15尺布票去穿衣的，1983年全国取消了布票，梅自强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世纪50-70年代，通用技术中纺院依靠自力更生、科学技术创新，实现了棉纺设备的国产化，解决了中国人民穿衣的问题，为我国纺织工业由弱变强作出突出贡献。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纺织强国的征程中，我们仍需传承以梅自强院士为代表的老一辈通用技术科学技术人员胸怀“国之大者”的担当，发扬艰苦奋斗、拼搏实干的优良作风，不忘初心，改革创新，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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